从“走出去”到“融进去”：东盟投资合规观察及指引（一）

时间: 2025-04-21      访问量：361

         导言
        2021年11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强调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推动区域制度型开放，为广西企业深化东盟投资指明方向。广西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的前沿，近年来对东盟投资规模持续扩大，汽车、冶金等制造业项目加速落地，RCEP生效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更催生新机遇。然而，东盟国家法律体系多元性、知识产权地域性限制、劳动用工本土化要求等现实挑战，仍制约着企业深度融入当地市场。
        一、广西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基础
        长期以来，东盟一直是中国对外投资地图中的重要板块，从2007年《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开始，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往来日益频繁，双边贸易额逐年攀升，投资领域不断拓宽。截至2023年，中国对东盟投资达到了251.2亿美元，年末存量为1756.2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5.9%。
        作为我国唯一与东盟海陆相邻的省区，广西凭借“一湾相挽十一国”的区位优势，在深化与东盟经贸合作中持续发挥独特作用。2024年，广西对东盟进出口额达到3978.2亿元人民币，实现17.2%的同比增幅，这一贸易规模占同期广西外贸总值的52.6%。值得关注的是，东盟已连续25年稳居广西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双方贸易依存度持续深化。
        在双向投资领域，截至2024年5月，广西累计备案对东盟非金融类投资企业和机构达500家，实际投资额逾25亿美元。投资版图已从传统的农林牧渔、矿产开发，向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等先进制造业延伸，上汽通用五菱、柳工机械、玉柴集团等本土龙头企业通过深度参与东盟产业链建设，正加速实现从“走出去”到“融进去”的转型升级。
        二、广西的区位与政策优势
        广西位于中国与东盟的交汇地带，得益于其独特的地缘优势和政策优惠，它在与东盟的经济贸易交流中占据了得天独厚的有利位置，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中国唯一与东盟陆地和海洋相连的省级行政区，广西在陆地上拥有长达1020公里的中越边境线，涵盖东兴、凭祥等重要口岸，直通中南半岛；在海域上则拥有北部湾这一国际航运枢纽，从钦州港到新加坡的航程仅为3天。
        依托“海陆双通道”的战略优势，广西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得到了显著提升。南宁至凭祥的高速铁路将中越两国之间的跨境旅行时间缩短至5小时，2024年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海铁联运班列已突破1万列次，北部湾港更是开通了36条联通RCEP成员国的集装箱航线。
        同时，政策利好持续释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加速了数字贸易规则的对接，供应链互联互通，贸易便利化等方面的合作步伐。自广西自贸试验区成立以来，已累计产生了169项制度创新成果（例如跨境金融改革、运输标准互认等）。RCEP协定实施后，中国—东盟区域内贸易和投资规则更加稳定、透明，截至2023年，关税减免额度累计已达到30.4亿元，累计关税减免效益持续扩大。广西与东盟各国的跨国经济园区合作不断增多，与马来西亚、文莱、印尼等国的合作项目涵盖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多个领域，地理上的“门户”正在快速转变为开放发展的“门户经济”。
        在区位与政策双重红利的推动下，广西企业向东盟“出海”更加便捷顺畅，形成“地理通道+制度创新”双轮驱动的独特优势。广西企业可以借此东风，更好地融入东盟市场，实现互利共赢的发展局面。
        三、广西企业投资东盟市场的痛点分析
         （一）法律体系差异大，市场准入及外资限制复杂
         由于历史、宗教等多重因素，东盟各国法律体系各异，市场准入门槛参差不齐，外资限制条款繁多，因此广西企业在投资东盟市场时必须对此种情况有充分了解，以避免因法律盲区导致投资风险。
         以法系分类的视角来看，印度尼西亚、越南、老挝、泰国、柬埔寨均为大陆法系，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缅甸则属于英美法系，菲律宾采用混合法系，兼具大陆法系和习惯法特点，法律适用复杂。
         但从细节上看，东盟各国的法律体系又不能仅以此简单概括。
         印度尼西亚印尼法律体系融合了民法（大陆法系）、伊斯兰法和习惯法，未形成统一法典体系。越南、老挝在大陆法系框架中融入社会主义法治特征，条文严谨规范。柬埔寨法律体系兼具佛教文化底蕴与社会主义法治遗产，传统习惯法仍具实践价值。泰国司法制度深植上座部佛教传统，宗教伦理与法律规范相互渗透。
         新加坡承袭英国普通法传统，构建起高效严密的司法执行机制。马来西亚、文莱在普通法体系中保留伊斯兰教法对家庭、刑事等领域的规范效力。缅甸法律架构呈现英国普通法与社会主义法治的特殊融合。菲律宾则形成了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与本土习惯法三重渊源交织的独特体系，司法实践需统筹多元文化要素。
         除了基本的法律体系之外，在具体的外资准入模式和开放程度上，东盟各国也存在着诸多不同，广西企业需分别深入研判，规避风险。
         新加坡、泰国等对外高度开放的国家实行负面清单模式，非限制领域外资可自由进入。越南采取负面清单与股权比例限制相结合的方式，在能源、通信等战略领域设置外资持股上限，同时配套税收减免等激励措施。印度尼西亚虽全面实施负面清单制度，但在农业、医药等民生领域保留强制合资要求。
         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则创新性采用混合清单管理模式。马来西亚以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相结合指导外资准入，菲律宾则采用A类清单指导受宪法和法律限制的行业，B类清单覆盖可能影响国防等公共领域或需要保护的中小企业的领域。老挝、缅甸等经济欠发达国家实施了严格的外资管控，除传统手工业等禁止类目外，对矿业、基建等特许经营领域实行准入审批制度，且存在政策模糊性特征。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东盟各国的法律体系和外资政策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广西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必须细致研究各国具体法规，灵活应对不同市场环境，以确保投资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参差不齐
         作为一个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的地区，东盟各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力度和措施也各不相同，需要做好不同的准备工作。
         新加坡建立了一套高度法治化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司法部与知识产权局紧密合作，共同打造了国际上广泛认可的标杆级机制。马来西亚通过实施2007年的《国家知识产权政策》，实现了知识产权制度的升级，加强了执法力度，并且与国际知识产权公约网络实现了深度融合。泰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已经相当成熟，并设有专门的中央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法院来审理知识产权案件。
         尽管菲律宾在1997年建立了法典化的知识产权保护架构（《知识产权法典》），但其在不同区域的执行效率上存在差异。印度尼西亚在版权登记电子化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2021年推出的DGIP系统是一个重要里程碑，尽管如此，其知识产权制度框架的完整性与执法效能仍有待提升。
         越南近年来知识产权保护进步显著，2019年通过新知产法律加强保护，但依赖行政处罚。文莱知识产权保护尚在起步阶段，法律框架和执法措施待明确。
         缅甸、柬埔寨、老挝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相对落后，面临法律体系不完善、执法不足和侵权行为频发的问题。
         尽管东盟地区整体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有所提升，但各国间的差异仍为外商投资带来挑战。
         知识产权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即知产保护的地域性。地域性意味着企业的知识产权虽然在中国已经享有了相关权益，但在东盟各国仍然需要申请和审批才能获得保护。即使在东盟一国已经获得保护，也不能自动延伸至东盟其他国家。因此，出海企业必须了解东盟各国的知识产权申请流程和保护标准，做好本地化策略规划，才能在东盟地区有效防范侵权风险。
         （三）劳动用工风险，外籍用工限制多
         作为世界第三大人口密集地区，东盟各国基于这一特殊区情，在外籍劳务输入领域始终保持着高度政策审慎。区域内各成员国不仅构建了差异化的外籍劳工管理制度，还设置了严格的准入门槛和配额限制，在劳务准入、配额审批及就业监管等环节形成了多层次的政策屏障。
         东盟国家对外资企业都有外来劳工限制制度，以保护本国劳动力市场，维护就业稳定。泰国规定本地与外籍员工比例为4:1，但优惠政策下可调整。印尼本地化比例依公司类型而异，还需进行复杂的审批。新加坡对低端劳务人员批准比例较高，技术人才则严格限制，并且对家政劳工征收外劳税。马来西亚要求制造业企业需雇佣至少80%的本地员工，其他行业允许的外劳比例更低。越南、菲律宾对外来劳工的管控非常严格，限制在全国总劳动人口的一定比例以内，还需通过“劳动力市场测试”证明本地人才不足，方能招揽外籍技术员工。柬埔寨要求企业雇用外籍员工的比例不得超过职工总数的10%，而且实施外籍员工年度配额制度，未申请年度指标的企业不得雇佣外劳。缅甸的外籍劳工限制主要针对特定行业，如银行业。老挝要求体力劳动者不超过企业总员工的10%，脑力劳动者不超过20%。文莱的外籍用工政策也较为严格，兼具比例控制和担保金要求。
         这种复杂的用工环境增加了出海企业在东盟地区的人力资源管理难度，这使得企业在用工时必须细致评估，合理规划外籍员工比例，确保合规操作。
         作为后发国家，东盟各国的劳工权益保护政策不仅存在诸多差异，而且都较为严格，旨在保护本国劳动力市场。新加坡、马来西亚对劳工权益保护尤为重视，执行严格的每周工作48小时制度，并设有完善的加班补偿机制，解雇补偿标准也较为苛刻。越南同样实施48小时周工时制度，对雇主缴纳社保的比例要求较高。在泰国，解雇工人的解雇费与其工作年限挂钩，而且在2024年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越、泰两国的工会势力都非常强大且活跃，增加了劳资纠纷的风险。印尼、柬埔寨对于每周工时的管理相对宽松，算上加班时间可达60小时，但解雇补偿标准各异，且司法资源有限，处理劳资纠纷效率低。缅甸、老挝虽然都规定了48小时工作周，但监管较为宽松。菲律宾的劳工政策较为复杂，既有严格的工作时间限制，又有严格的雇员保险要求。文莱虽政策宽松，但仍然要求优先雇佣本地人。
         此外，东盟多国基于就业保护和社会治理考量，对外籍劳工实施行业准入禁止。以泰国为例，《外籍人就业法》明确禁止非本国公民从事包括稻谷种植、藤器编织等27项职业。马来西亚只允许外籍劳工进入建筑、制造、种植、农业和服务业等指定领域，且需通过内政部“一站式”服务中心获取配额。越南则完全禁止普通外籍劳工进入本国市场，而且外籍技术员工的审批流程复杂。
         这些具有鲜明国别特色的用工壁垒，既反映出各国对本土劳动力市场的保护逻辑，也对企业跨国用工提出了合规性挑战。
         （四）合同纠纷多发，争议解决效率不确定
         东盟各国合同法差异显著、纠纷解决机制不统一，加之语言隔阂及多种标准差异，中资企业与当地合作方在合同理解与执行等多个层面易产生偏差，致使纠纷高发甚至项目搁浅。某央企A公司在东南亚某国6亿美元钢铁总包项目中，为了抢得先机，没有仔细审查合同内容。在中标后，A公司才发现项目合同中业主B公司设置了价格不可调、高额违约金等严苛条款。为了改正这些显失公平的条款，通过法律条款合理性审查及联合体权责分割，明确技术标准差异引发的工期延误主责方系业主子公司C公司，最终促成合同条款修订与工期修改，有效化解法律风险及潜在高额索赔。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东盟各国的担保制度也各不相同，至今未能完全实现互相协调，呈现显著“碎片化”特征。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普通法系国家承认浮动抵押、股权质押等灵活担保形式，但越南、柬埔寨等大陆法系国家仅接受特定动产或不动产抵押，且登记程序繁琐。印尼因伊斯兰金融规则限制，部分担保条款需符合宗教法审查。泰国要求涉及境外的担保合同强制公证，菲律宾则对跨境担保外汇流动设限。这种担保制度的碎片化，要求企业不仅要针对性地设计担保结构，还要明确担保适用的法律规则，以避免法律风险。
         在争议解决效率这一问题上，东盟各国也存在较大差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作为普通法系国家，诉讼程序相对高效，平均周期约6至12个月；越南民商事诉讼因证据收集及相关程序繁琐，平均审理周期可能会达到1至2年。印尼由于司法体系复杂，并存在多套法院系统，案件积压严重，诉讼周期的时长波动较大。泰国的司法流程长而且效率低，总耗时可能达3～5年。菲律宾的司法体系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大，案件审理周期波动不定。缅甸、老挝等国司法资源匮乏，诉讼周期更长，企业需做好长期应对准备。
         企业若选择仲裁作为争议解决方式，需注意东盟各国对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效力不一。执行仲裁裁决时，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依据《纽约公约》承认度高，执行顺畅；越南则要求仲裁裁决先经法院确认，程序较繁琐。泰国对境外仲裁裁决执行设有额外条件，需提前评估风险。缅甸、老挝等国仲裁机制尚不成熟，执行难度大，企业需谨慎选择仲裁地，并预设多种应对策略。印尼执行程序要求更多、更严苛，且政府涉事时需印尼最高法院批准。菲律宾虽流程相对简化，但法院对“公共政策”解释灵活，且建筑争议受特别法规限制。
         综上所述，东盟地区虽然是个前景十分广阔的市场，但是企业在进入前需深入调研各国法律环境，确保合同条款的严谨性和可执行性，同时灵活调整合法合规策略，以适应各国涉外管制政策和司法体系的差异，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小贴士
         面对东盟合规迷宫，建议企业建立“三查三备”机制：
         √投资前：国别法律适配性审查 + 合规成本测算
         √运营中：季度法律环境扫描 + 用工合规沙盘推演
         √争议时：3 套争议解决预案 + 国际仲裁条款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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